汾西矿业贺西矿提前完成2020年生产任务

2016年12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报告，便涉及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和同时解决劳动力失业难题两个方面[24]。

例如，下课后学生问我问题，我既有因为赶班车而拒绝回答的理由，也有因为我是一名教师而应当回答的理由，此时我就需要权衡这两个理由的分量，作出回答或不回答的行动选择。[52]因此，特定程序的选择本身契合了（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的概念要求，我看不到必须将这件事情归属于实践权威的根据。

III. A的指令的确（actually do）给予了B以受保护的理由。因此，这仍然是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此时，至少在表面上，权威和自治是矛盾的。因为，当一个权威满足通常证立命题（当然也包括对依赖命题的满足）时，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正当权威。这种程度性的判断只能针对他的权威地位来作出，而不能针对权威者的建议本身。

然而，盲目性不但具有明显的且一般性的道德缺陷，并且盲目性与行动问题的理性化（rationality）这个基本要求是当然冲突的。（二）实践差异与理论权威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Raz为什么要采用理由进—义务出的模式？如果将实践权威创设义务的性质放宽到施加义务的程度——实践权威必然涉及到义务的输出，那么就存在着第二种可能，即义务进—义务出（duty-in and duty-out）的说明模式，理由进—义务出就不再是唯一的可能。在我国的宪制和政治框架内，这种担忧不足为惧。

过去关于‘中央统一领导的语义理解似乎是无边无际的……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对地方的规制和指挥为旨趣，这种领导仅在技术和其他客观局限的窒碍下才有所谓的限度。国家意义上的中央不仅指中央层级的行政机关，还包括行使立法、监察等权力的其他中央机关。实践中，地方既表现出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其原因在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地方双重角色。在告别小国寡民时代之后，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就成为国家建构的基本法治命题。

地方自主体现为独立且明确的治理权、责任及能力。五、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制度保障 从地方视角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需要通过地方来实现，也要求地方本身的法治化。

在这个意义上，各级地方的政权机关是国家的具体化身，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借助地方才能实现。相较于经济建设，地方更应承担社会建设的责任，而经济建设首先是中央的职责。[9]葛洪义：‘地方法制的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28页。[31]曹正汉、周杰：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82—205页。

[7]参见秦小建：立法赋权、决策控制与地方治理的法治转型，《法学》2017年第6期，第79页。而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之于地方，虽然也具有权利要素，但首先是义务性的，地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统一领导。地方人大既是地方的，又不仅仅是地方的。选举压力虽然强大但不会频繁出现，日常监督压力相对较小但却是常态的、连贯的。

四是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有关人大、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和检察院的权力分配和工作关系的条款，它们是各级国家权力的组织载体。[3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第3条第4款视为双中心结构，中央和地方对彼此具有防御功能。

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克服思维理性的局限，尽可能从本土实践中提炼经验。一方面，无论选举方式直接抑或间接，地方人大的权力来源和民主基础均在下（即本地方）而不在上（即中央或上级），[11]地方人大必须代表本地方人民来凝聚和提炼地方共同意志，背离本地方人民利益的行动很难获得正当性。

由此，地方形成双重负责的角色混合，呈现三个层面的双重性。地方自主适当与否，要以是否有助于维系和提升统一领导的实效性为评价标准，在方法上可以引入成本—收益工具。三是促使地方对下尽责，在维护本地方民众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实现相互间利益一致。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各地方人民的利益必须不断调和统一，不断消除人民内部矛盾。自下而上的评价是地方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的直接体现。[27]宋立：各级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存在的问题与深化改革的思路及措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4期，第18页。

这种理解进一步要求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地方。有关地方公法地位的法规范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甚至相互矛盾。

在上下同构、高度一体的治理结构中，地方创新的工具主要体现为上级及中央授予的特殊权力和权利。这种关系既要维持地方的正当利益，也要保证中央和上级的控制能力。

五是救济机制，明确如何调节协同各方的利益冲突、如何弥补相关方的利益损失，其中也应包括协同的退出机制。[22]而没有民主，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也无从发挥。

但与其重要性相比，地方间的法治工作协同存在制度不足。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地方的治理权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比如宪法明确了上下级国家机关的关系、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的职权等事项，立法法、地方组织法、预算法等法律和大量政策文件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对此，有学者提出：建立地方事务制度，包括地方事务的列举规定，地方事务的列举性、终局性，以及地方事务的保障，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任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地方意志与上级及中央意志之间形成协调一致的关系。

（二）工作目标的双重性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其基本标志。目前，《立法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及《行政诉讼法》对地方立法行为的监督框架已经相对完整。

实验越频繁、越成功，越证明地方自主的缺失和地方创新的强烈需求。为了回避抵触上位法的风险，地方立法也追求宜粗不宜细，通过内部政策文件夹带外部效力条款的情况并不少见。

二、地方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双重角色 要发挥地方法治潜力，先要明确地方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定位。某种程度上，地方法治工作是实现社会法治国目标的主要方式之一。

怎样认识和处理地方在国家中的角色，向来是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地方政府是地方法治工作的另一重要实施主体。[18]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第10页。比如，运动式的法治工作方式是在以人治的方式推动法治，[9]然而，运动与法治相结合有利于凸显法治工作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性，能够超越科层制度的组织失败，达到纠偏、规范边界的意图，[10]有助于摆脱常态下的僵化、低效等问题。

（一）《宪法》3条第4款的规范意义 《宪法》3条第4款的内涵具有高度的弹性和抽象性。[34]为此，应当补足中央统一领导的规范要素，着力作出以下方向性的努力，使之从不完整变得完整、从不确定走向确定。

例如，中央政府将某些事权和支出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不提供必要的财力和制度支持。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地方的面孔并非一成不变，但这不能说明地方的行为路径就是不确定的。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只有各领域、各地域都以法治作为根本的治理方式，才能说达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33]秦前红：简评宪法文本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10页。